从对“活着”的态度，能够看出一个民族的质量。

　　每说到“活着”这个话题，总会想到想当年有一位烈士，那位烈士已被判了死刑，但他每天仍坚持学外语，仍锻炼身体，仍尽可能吸纳太阳的光照。

　　一些日子里，翻看张中晓的《无梦楼随笔》。这本书中有张中晓自己为《无梦楼随笔》之《无梦楼文史杂抄》写的序，也有王元化先生为整个书写的序。张中晓在序中说：“本册始于丙申秋幽居开始之日，终于辛丑夏秋之交，五易寒暑，三经删订，因杂观群书，遂抄摘斯篇。掇拾贯穿，无所不记，拾彼枝叶，以馈贫粮。”王元化先生在序中写道：“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，有一天我的妻子张可收到一封信，这是中晓写给我的。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，日子很不好过。他在信中说：‘你的情况大概还好，我很困难，活不下去了，但我还想活……’”王元化先生在序中还写道：“当时他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：‘寒衣卖尽’、‘早餐阙如’、‘写于咯血后’……之类的记载。据说他曾把破旧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。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，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。”

　　说到活着，自然会想到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。文学上有“意识流”，既有“意识流”，也该有“生活流”吧，《活着》中主人公福贵就顺着那“生活”之“流”，几乎什么也不想地一路活下去。

　　当然，这也是一种活法。

2003.5.4